围绕着肖洛霍夫的作品，在俄罗斯、乃至在世界许多国家，一直颇多争议，尽管他曾因《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事前事后这些争议始终没有平息。关于肖洛霍夫本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评价不一，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分歧更大：有人指责说，他实际上在各重要历史阶段，曾经为许多错误政策张目；有人则维护说，他先知先觉，大智大勇，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是反对错误路线的英雄。
所幸，近年来，苏联时代的许多重要历史档案解密，涉及肖洛霍夫的一些档案文件也不断有所发现。文献学家尤里·穆林多年从事档案发掘工作，他从斯大林个人档案中发现了肖洛霍夫同斯大林的若干封通信。1997年，他将这些通信以及其它一些相关档案资料，汇集在一起，首次全面推出。这本书题名为《作家与领袖》（珍品出版社，莫斯科，1997年），收录了二十四份档案文件，包括1931年至1950年廿年间的两人通信。
这里摘发肖洛霍夫于1933年4月4日写给斯大林的一封重要信函（本报受篇幅限制对原信作了删节）。信中描述了当时顿河地区集体农庄存在的种种异常残酷的事件。肖洛霍夫在信中，向斯大林报告了顿河农村出现的许多不法行为和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他请求斯大林为遏止这场灾难给予必要的帮助。斯大林回复了两封电报和一封信，并派出调查组去顿河核实问题和处理问题。两人通信由孙美玲译出。
斯大林同志：
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其他许多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也没有储备籽种。在这个区也像在其他区一样，集体农庄庄员们和个体农民们由于饥饿现在正濒临死亡；成年人和孩子们都浮肿，他们吃人所不能吃的一切东西，从橡树的树枝到树皮、以及沼泽地里各种各样的草根。总之，看上去本区同我们边疆区的其余各区，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居民遭受可怕不幸，究其原因，比如说与库班相比，则是另外一些。
前些年，维约申斯克区在边疆区处于先进者的行列。在1930一1931年最困难的条件下，都顺利地完成了播种和粮食征购任务。关于共产党组织怎样为粮食而奋斗，最有说服力的是播种面积的增长数字。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的播种面积：1930年为87571公顷，1931年为136947公顷，1932年为163603公顷。
您可以看出，从全盘集体化的那一刻开始，播种面积几乎增长了一倍。工作是做了很多，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本区急遽地面临着一场灾难，而要扼止这场灾难，没有您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维约申斯克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也没有储备籽种，不是因为富农暗中破坏得逞，也不是党组织不能战胜他们，而是边疆区的领导们领导得不好。我努力用维约申斯克区的实例来证明这一点。
5月26日全区全面完成了春播计划，包括增加的13000公顷在内。但是，应该说，在广阔无际、而且没人统计的土地面积上播种，播下种子的定额比应该播的要低很多，因为庄员们在播种时，从播种机里偷盗了种子。在这件事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偷盗种子不是“出于热爱艺术”，也不是出于贪婪，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1931年分到的口粮（每口人8．5普特）——在实际上——只够吃个半饱，而且，在1932年春天，当边疆区下达追加小麦播种计划时，还从秋天分给的粮食定额中拿出一部分，作了种子。
6月底，区党委书记鲁哥沃依因病休假两个月。这期间，又赶上区执委会原来的主席离任。区常委会组织部长里玛廖夫和区执委会新主席卡尔勃夫斯基根据区产量核定委员会提供的资料，着手编制谷物饲料平衡表。
编制谷物饲料平衡表的区领导，依据委员会的结论，确定全区的总产量应为82000吨。这种推断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仅从下面的一个对比数字即可看出：大家都知道，1932年的收成丝毫不比1931年好，因此，如果以这几年收成相等作为出发点，那么1932年总产量的增长数，仅仅应该计算增加的播种面积。1931年全区总产量为43165吨，1932年播种面积比1931年多26656公顷，那么用26656公顷乘5公担，我们就自然可以得出粗略的但大致接近于实际情况的1932年产量增长总数。总共合起来，1932年的总产量仅可提高到56000一57000吨。可是总产量却被“核定”为82000吨。多算了……一百五十万普特。而且不仅是多算了，区领导还在匆忙地炮制了“核产”数字之后，进一步编制了粮食饲料收支平衡表如下：
征粮上缴22000吨，支付劳动日18696吨，牲畜饲料17000吨，其余的留作种子和其他各项用途。
7月8日，为审核谷物饲料平衡表，区委会组织部长里玛廖夫和区执委会主席卡尔勃夫斯基被召唤到边疆区委会，舍勃尔达耶夫同志参加了对平衡表的审核，他责怪维约申斯克区领导恶意地低估产量，称平衡表是“富农的表”。他还建议撤消里玛廖夫的职务，派一个有权威的调查组进驻维约申斯克区，其职责是核实追加的产量，如果证实确实低估了产量，那么就要把区领导撤职和法办。他建议把平衡表确定的征粮数由22000吨改为53000吨，与此相适应，他还要求修改谷物饲料平衡表中的其他各项。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这一切都是那么地可笑，如果不是可悲的话。接下来，调查组在柯列什科夫陪同下，查看了一系列农庄的耕地，企图再次共同估计产量，但并无结果。这一次估产的对象是纳波洛夫集体农庄的稷子。柯列什科夫坚持说：稷子的产量不会高于6公担，而调查组的成员们却说至少可以产14－15公担。柯列什科夫怀疑调查组的成员在拿他开心，于是下车，并且声明：“你们自己去估产吧，我要徒步回维约申斯克镇去！这样估产是不行的！”
好歹达成妥协，他们一同回到维约申斯克镇。这时在维约申斯克镇正在紧急修改粮食饲料平衡计划。修改毫无结果，因为按照新的53000吨的粮食生产计划，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每个劳动日付给农庄庄员2公斤粮食。而这个定额是边疆区党委指定的。为了达到“收支平衡”，奥夫钦尼科夫在区委会上建议，每公顷再平均增加产量1公担。区委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表决，尽管奥夫钦尼科夫强烈坚持，但会议还是否决了追加产量。为了“收支平衡”，只好降低发给实物的分配标准，并且不讲情面地压缩了饲料数量和其他专项用粮，这些专项用粮原定是发给村里的专家们——医生、农技师、教师等人的。
奥夫钦尼科夫返回罗斯托夫，向边疆区委会保证说，维约申斯克区生产50000余吨粮食的计划是完全现实的。计划最后确定为51700吨。7月21日已经着手将计划按维约申斯克区所有集体农庄分配下达。
从此就开始了群众性的盗窃粮食现象。集体农庄庄员是这么盘算的：“1931年我们完成计划就十分紧张，春天又从我们手上借去了籽种。现在，不仅没有按5月的许诺缩减计划，反而要多拿出两倍半的粮食，也就是说要拿走全部粮食，颗粒不留。应该有所储备！”于是就开始储备了，全然不顾《关于保护公有财产的决定》。在收割时偷盗，在打谷场上偷盗，在一切地方偷盗！不光是偷盗，活儿也不好好干了。
8月份，三个星期连续下雨。大雨毁了几万公担的粮食。这些日子里，有一天我骑马经过丘卡林集体农庄。早晨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堆满了整个田野的一垛垛庄稼，应该摊开来晾晒，可是所有的生产队都不在田里，而是呆在田间宿营地里。我到了一处田间宿营地。有五十个男女庄员躺在一辆辆四轮车下，有的睡觉，有的小声唱歌。妇女们在抓虱子。总而言之，都在游手好闲。我怒气冲冲地问：“你们为什么不摊开庄稼垛，难道说来到田里就是为了躺在大车下抓虱子吗？”这时，有一个年轻妇女在其他人的默默同情下，对我解释说：“今年的计划也太重了，我们的粮食看样子要全部飘洋过海弄到国外去了。为了这个，我们懒得干活，不着急晾晒这些粮食。小麦稍稍发点霉，国外不需要发霉的小麦，而这样的小麦我们能吃！”
11月中旬，大部分粮食都已经脱粒完了，并且运到了粮库。边疆区委会第二次将（留存）计划削减了11139吨。各集体农庄第二次进行脱粒。边疆区委会特派员郭尔曼同志着手将留作种子的粮食运走，并开始大力搜查被盗的粮食。11月14日以前，搜查了全区13813个农户总数中的大约1500家农户。收缴粮食的计划到11月中旬为止，完成了82％，共交出将近31000吨粮食。
12月20日，奥夫钦尼科夫返回维约申斯克镇。在区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有区委会特派员和所有党支部书记参加，讨论边疆区关于郭尔曼和多勃林斯基的决定，奥夫钦尼科夫严厉批评区领导，并且拍打着左轮枪的皮套宣布下列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拿到粮食！我们要施加压力，让它鲜血飞溅！不怕鸡飞狗跳墙，要把粮食拿到手！”
从此就开始了“鸡飞狗跳墙”。奥夫钦尼科夫很清楚，各集体农庄现有的脱粒的粮食为数有限，重新挑拣麦头子和没收偷去的粮食，远远不能保证完成计划，他面临着不好对付的两难局面：要么是向舍勃尔达耶夫同志声明，他一再坚持说给维约申斯区制定53000吨计划是现实可行的，那是他欺骗了舍勃尔达耶夫；要么他必须完成计划，或者接近完成计划。但是，通过正常手段，运用与法律和党的良心不相矛盾的施压方法，完成计划是不可能的。奥夫钦尼科夫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于是他就向党组织发出了正式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拿到粮食，不怕鸡飞狗跳墙，一定要把粮食弄到手。他在这次区党委常委会议上，将完成征粮计划落后的20名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区委会特派员和集体农庄主席，开除出党，以此来支持他所下达的这一指示。接着奥夫钦尼科夫又采取了下列措施，关于这些措施的明智性和合法性，请您自己来判断：
①他命令没收全区所有农户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按劳动日预支的15％的粮食；②他命令将每个集体农庄根据征粮计划所欠的粮食，按生产队分配下去，并且指示把这些数字再分到各个农户。也就是说，交纳粮食的控制数字分摊到了每一个集体农庄庄员身上。这项措施最后是经过边疆区委会批准的。
这些措施的后果怎么样呢？第一，当开始大规模地搜查（往往是在夜里进行）和没收不仅仅是偷来的粮食，而且是所有被发现的粮食时，人们就开始隐藏和掩埋预先支给的15％的粮食，为的是不被没收走。寻找掩埋粮食的土坑，没收藏起来的和没有藏起来的粮食，同时，伴随有逮捕和审讯，这一情况迫使集体农庄庄员大规模地销毁粮食，人们为了不使人在自己的家院里发现粮食，就把粮食扔到山谷里、运进田野里、埋在雪堆里、扔到井里和河里等等。
第二，将缴纳粮食的控制数字分摊给每一个农户，这一点将过去所做的在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的全部工作都变为徒劳的了。边疆区距离百分之百的完成征粮计划还差10700吨以上的粮食。平均每个农户要摊到45－60普特的任务（实际上等于2－3公顷的收成……）。于是发生了极端荒唐的、与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相比的混乱现象：阶级划分成了一句空话（不管你是贫农，还是中农，都得交30－40－50普特的粮食，不交粮食就开除出集体农庄，净身出户，赶到雪地里，没收奶牛、土豆，腌制的酸菜，有时是全部财产，即通常所说，不留一针一线）。先进工作者的概念，不复存在：记在集体农庄庄员手册上的是50个劳动日，是300个劳动日，还是700个劳动日，对所有的人说来，交粮的控制数字都是一样的。不仅仅是从先进工作者的手里没收了预支的百分之十五的粮食，还根据交粮的情况把他同真正的小偷和游手好闲的懒汉相提并论。
搜集10000吨被盗的粮食，谈何容易，因为这个数字在实际上并不存在。按照奥夫钦尼科夫的想法，要接近完成这一计划，只能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方法，于是他在前来顶替郭尔曼担任边疆区委会特派员的沙拉波夫（罗斯托夫“红色阿克塞”工厂厂长）的彼此配合下，直接下达指示，采取过激手段，为“极左分子”松开了手脚。大规模地将党支部书记、区委会特派员、农庄主席和村苏维埃主席开除出党：并在开除之后，紧接着加以逮捕，他用这些措施迫使整个维约申斯克区的全部1500个党组织，采取了极左的立场。
“不怕鸡飞狗跳墙，要把粮食拿到手”——奥夫钦尼科夫的这一决定，受到区报纸《布尔什维克顿河报》的支持。在一期报纸上，通栏大字标题写着：“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一切方法，完成征粮计划和籽种储备！”于是开始在全区以极大的热情推行“不怕鸡飞狗跳墙”的作法，“不惜任何代价”征集粮食。
在新任命的区党委书记库兹涅佐夫和区执委会主席科罗廖夫到来之前，全区已经明显看出奥夫钦尼科夫训条的后果了：
（一）在普列沙科夫集体农庄两位区委会特派员——别洛夫和另外一名不知道姓名的同志，在审讯集体农庄庄员粮食藏在哪里时，第一次动用了后来在全区广泛采用的“刑讯逼供”方法。半夜里把集体农庄庄员一个一个提到征粮协动委员会，一开始是审讯，威胁说要动刑，尔后就真的动起刑来，在手指中间夹上铅笔，拶伤手指的筋骨，尔后又在脖子上套上绳子，拖到顿河上，塞到冰窟窿里。
（二）在格拉切夫集体农庄，区委会特派员在审讯时，把集体农庄女庄员用绳索套着脖子，吊在天棚上，对勒得半死的人继续审讯，然后用皮带拖向河边，半路上不断地用脚踢，让她们跪在冰上，继续审讯。
（三）在里赫维多夫集体农庄，区委会特派员在生产队会议上，命令集体农庄庄员们全体站立，命令全副武装的村长站在门旁，负责监视他们，谁都不许坐下，然后自己就出去吃饭了。吃过午饭，睡醒了午觉，过了四小时，他才回来。全体与会人员在村长的警戒看守之下，一直站着……这时特派员宣布继续开会。
在奥夫钦尼科夫离开、到上顿河区以后，由沙拉波夫担任领导工作，他给区委会特派员、宣传站站长、一切征粮的工作人员下达的指示是：“要是都不打开埋粮的土坑，就惩罚10家、15家农户，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土豆儿、腌咸菜，扫地出门，让这些畜牲死在街上。假如过了两个小时，还不屈服，就再召开会议，再把10家农户赶到冰天雪地里！”
根据他的建议，开始广泛采用反间方法，具体是这样做的：把集体农庄庄员伊凡诺夫传来：“你的邻居彼得罗夫告诉我们，说你有一个粮食坑，你交待粮食埋在哪里。”再传彼得罗夫，对他另说一套。后来在生产队的会议上，挑动集体农庄庄员像疯狗一样互相咬，怂恿他们彼此打得头破血流。“让他们相互咬，彼此揪头发，抽嘴巴，打得满脸是血，你自己躲到另一个生产队去。在那儿再挑动斗殴，你再到第三个生产队去，自己要站在一边旁观，”——沙拉波夫就是这样教导区委会的特派员们和党支部书记们的。
沙拉波夫考核特派员或者党支部书记的工作，不仅根据发现粮食的数量，还根据被他们扫地出门的家庭数目，根据在搜查中掀掉房盖的数目和扒开火炕的数目。“把孩子赶到街上受冻，他感到可怜了！他手软了，是富农的怜悯战胜了他！让他们像狗崽仔一样吱哇乱叫，让他们冻死，但我们一定要摧毁阴谋对抗！”——沙拉波夫在区党委的会议上是这样严厉申斥玛拉霍夫斯基集体农庄党支部书记的，因为他在大规模把农庄庄员家庭赶出户外时，表现出某种动摇，沙拉波夫除了“畜牲”、“骗子”、“软骨头”、“叛徒”、“狗崽子”之外，不知道对人还有其他的称呼法。这位边疆区特派员就是靠了这些词汇来同区的和村的共产党们打交道的。
在党的清洗活动开始之前一个半月（从12月20日———1月1日），从1500名党员中开除了300余人。开除，同时就逮捕，并且不再向被捕者及其家属供应粮食。领不到粮食，被捕的共产党员们的妻子们和孩子们由于饥饿开始浮肿，挨村挨户地去讨饭。……
维约申斯克区：（一）农户：13813户；（二）共有居民56069人；（三）被国家政治管理局、警察局、村苏维埃等机构逮捕、看押的人数为3128人；（四）其中被判处死刑的52人；（五）被人民法庭判刑和根据国家政治管理局决议判刑的人数为2300人；（六）被赶出集体农庄的庄户1947户；（七）被罚的（被没收口粮和牲畜的）3350户；（八）被赶出住屋的1090户。
这是1月24日的统计数字，也就是差不多在征粮结束时的统计数字。现在再说采用所有这些恐怖方法之后所获得的结果。至1月24日止，找到粮食：（一）从土坑挖出2518公担；（二）在其他地方找到3412公担，总共5930公担。这个总数应该包括被没收的15％预支粮和集体农庄庄员曾经是个体农户时早年埋下的粮食（被发现的较大的粮食坑）。有的粮食还是在……1919年就埋下的。以后还有在丰收年：1924年、1926年、1928年埋下的粮食。
现在来谈一谈，根据奥夫钦尼科夫指示和在沙拉波夫直接领导下，在全区所有集体农庄所采用的方法。赶出住屋和拍卖财产进行得十分简单：比如说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得到交粮的控制数字是10公担。因为没交，他被开除出集体农庄，清算他所欠下粮款，同时包括随意确定的前些年集体农庄因他所遭受的损失数字，像对待一个个体农户一样，向他宣布各项付款数目。根据欠款数目，对这个集体农庄庄员的财产进行估价。他的财产刚够抵消他的欠债，例如房子可花60－80卢布买下，而橡皮大衣或者皮靴这一类小物件，就值不了几个钱了……
曾经正式地和十分严厉地禁止其他农庄庄员让被赶出家园的人进屋过夜，或者是暖暖身子、被赶出家园的人，只能在柴棚子里、在地窖子里、在街上和在菜园子里生活。居民们被事先告知，谁要收容被驱逐的人家，他自己全家也将被逐出户外。有的仅仅是因为某个集体农庄庄员被受冻孩子的哭声所感动，让被逐的邻居进屋暖暖身子，他本人就被赶出了家门。1090家农户，在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里，整日整夜地在街上生活。白天像影子一样，紧靠着自己被上了锁的房子。夜里为了躲避寒冷，就在柴棚里、在用来堆放谷糠的棚子里，找个藏身之处。但是根据边疆区委会制定的法律，他们也是不能在这里过夜的！村苏维埃主席们和党支部书记们派出巡逻队，巡视柴棚，把从住屋赶出的集体农庄庄员轰到街上来。
我看到这样一幕，那场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在列别亚什集体农庄的沃洛霍夫村，夜里冷风怒吼，冰天冻地，连狗都因为怕冷而躲藏起来，被赶出家门的农户，在偏僻的街道上，燃起火堆，坐在火旁。把孩子用破烂衣服裹了又裹，放在被火烤化的土地上。难道可以这样地侮辱人吗？
我曾经以为，这只是奥夫钦尼科夫的过激行为之一，但是在1月底或者2月初，边疆区党委书记季明来到了维约申斯克镇。半路上，他在秋卡林集体农庄停留了两个小时。在区党委会议上，他就这个集体农庄的征粮进度发言。他向参加会议的秋卡林党支部书记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多少农户被赶出住户了？”“48户。”“他们在哪儿过夜？”支部书记笑了笑，然后回答说：“找到哪儿就在哪儿过夜。”季明就此对他说，“他们过夜的地方，不能是亲戚家，不能是在屋子里，而应该是在大街上！”
此后全区采取的路线就更加严酷。被赶出家门的人们，就更加受冻了。在巴兹科夫集体农庄，一个妇女带着吃奶的孩子被赶出家门。她整夜走遍全村，求人放她和孩子进屋暖暖身子，没有人敢放她进屋，都怕自己也被赶出家门。第二天一清早，孩子冻死在妈妈的怀抱里。母亲本人也冻僵了。是巴兹科夫集体农庄的工作人员，一个预备党员，将这个妇女赶出家门的。在孩子冻死之后，这个工作人员被偷偷地关进监狱。“是因为过激行为”被关的。为什么被关呢？如果关他是正确的话，那么凭什么季明同志却不受任何惩罚呢？
冻死人的数字没有统计，因为过去和现在没有人关心这一统计数字。与此完全相同的是，也没有人关心饿死的人数。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很多成人和“生活的花朵”，在街上过冬两个月，睡在雪地上，这之后，他们会随着最后一场雪也从生活中离去。那些活下来的人也会成为半残废。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还记得柯罗连科写的短篇小说《在沉静的乡村》吧？这样的“下落不明”不是发生在被富农怀疑为窃贼的三个农民身上，而是发生在几万集体农庄庄员身上。而且正像您所看到的，使用的技术手段，更加丰富多彩，安排得更加精心细致。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上顿河区。那位奥夫钦尼科夫担任该区特派员，他是1933年在我国发生的这些暴行的思想鼓吹者。
您能从边疆区委会和边疆区监察委员会核实我在说明征粮工作时所列举的这些事实吗？3月底边疆区委会主任指导员达维多夫同志和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任指导员米宁同志来到维约申斯克区，他们掌握有我所列举的大部分事实的核实材料。
如果我所写这些，值得引起党中央注意的话，请向维约申斯克区派出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揭露一切对致命损害本区集体农庄经济负有罪责的人，不管他是谁；他们要真正地进行调查，不仅要揭露出对集体农庄庄员采取刑讯拷打和侮辱等卑劣手段的人，而且还要揭露那些鼓吹这样干的人。
面对维约申斯克区和上顿河区三个月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是不能采取回避态度和保持沉默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您的身上。
请宽恕这封信写得??嗦嗦。我觉得，写给您要比用这些材料写最后一部《被开垦的处女地》更好。顺致敬礼！
米·肖洛霍夫
北高加索边疆区维约申斯克镇1933年4月4日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第45号全宗，第1号目录，第827号案卷，第17－22页。原件。）
